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租收谷米，庸则力役，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

尽管永徽以来，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种大税、小税并诸资课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流失，所以总量上仍然没有削减多少。

像后世《通典》所载，天宝年间户税所收每年得钱两百余万缗，但在租庸调作为财政主体的情况下，这一部分收入所占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过二三十分之一。换言之，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

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去年朝廷在陕西道流失的赋税额度应该在三到四百万缗之间。但事实上，这个数字只大不小，因为朝廷核算财政收支，诸物折钱主要是以和市官买物价作为标准，而这一物价较之真正的市场物价通常要低两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河曲的盐税，以及诸州物料土贡，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

也正因为物货数额如此庞大，李潼才要想尽办法的将物货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区区几百万缗，还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章的谋算。

长安城这些豪商们看似挥金如土，阔绰至极，但事实上怎么能跟整个国家的财政力量相比。哪怕仅仅只是钱财计数，彼此体量已经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无论是朝廷，还是行台，都远非这些民间资本能够撼动的。

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很难进行直接变现，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

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直至五代两宋，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

总之，在行台府库空竭，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雍王倾尽家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

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行台的财政现状，他们是知晓大概，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哪怕耍赖到底、让他们颗粒无收，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

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反而积极面对、主动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而在这一过程中，长安士民对雍王殿下的拥戴热情，他们也都亲眼见证，心知就算不接受这个结果，继续纠缠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陕西道对朝廷的离心与矛盾。

“殿下捐尽家财，言则为偿前过，但又何尝不是为我等走使员众庇护前程、免于追责波及？钱财虽是俗物，但恩义诚是感人，但使我等诸员能凭此事迹归都登阙，必仗义执言，盼朝廷能够正视陕西疾困，惠政施降！”

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领受这一批钱款籍册后，满脸激动之色，嘴里更是连连称谢。其他有份随从出席的朝廷使员们，表情言行也都大体类似，只是在这一份稍显浮夸的感激之情下，心情之复杂也可略作窥见。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一旦归都，朝廷也绝不会因为追讨回几十万缗的资财就对他们加以褒扬。他们这一次西行催讨，可以说是将朝廷与当今皇帝的体面丢得干干净净。

但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雍王殿下，雍王这一番操作，用心自然不可称绝对的坦诚，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