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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朝廷又不能为了地方上的这一点扰患便分遣大军,不断的巡察州县定乱,还不敢轻易加强地方官府的军事组织能力。

所以如何有效的将这些人重新纳入朝廷管制中来,也是让人颇为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李潼便想了解一下原来的洛阳朝廷是打算如何整顿军事,希望能稍受启发与借用。

但挺不巧的是,原来洛阳朝廷负责相关事宜的官员们大部分都已经遇害或是伏诛,毕竟能够担当这种重要任务的,必然也是此前朝廷的显贵与相王心腹。而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王孝杰,便成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听到圣人所询问的是这一个问题,王孝杰也松了一口气,继而便沉思起来并说道:“南衙军机荒废已经不是短时,臣旧所扩军籍主要是采天授之后所参宿卫之众。五年之内有参宿卫籍名、诸府长上、兵部军阶升降以及比部勾检细则,卫尉及太仆器械、军马使计,合扩南衙在籍之军九万七千六百余员……”

相关事情李潼早已了解,但在听到王孝杰的讲述后还是点了点头,这种统计方法还算是比较科学且全面的。兵部与诸卫府虽然都有存籍,但就是因为旧籍水分已经很大,所以才要再扩新籍。王孝杰所组织的这一次扩籍因为采纳分掌各方的资料汇总而成,相对的也就更加权威。

当然所谓南衙之军仅只九万七千人,并不意味着当时大唐只有这么一点正规军,单单那时候的行台所控兵力便已经超过了二十多万,只不过彼此不作军机透露,李潼不清楚当时朝廷的军事管理流程,朝廷自然也难以得到陕西道的军事机密。

讲到这里,王孝杰先是顿了一顿,然后才又说道:“新籍厘定之后,当时脱籍甲员已经超过五万余员,如何将亡众召归卫府,朝廷也是颇有讨论。相王欲分遣诸路都督,就州扩搜,但因都督权重,未敢轻行。时门下侍郎狄仁杰建议当诸大州分设抚军使,持籍长募,但有旧军官能合聚三百亡卒就府归籍者,各给奖犒,但也因见功过慢而不行……”

李潼听到这里,忍不住叹息一声。他四叔是过于迷信朝廷的统治与号召力,所以希望能通过上层结构快速解决问题。而狄仁杰相对的则就现实一些,希望能够调动起中下层的组织力,但很显然这意见有些不合时宜。当时行台军事已经壮大起来,朝廷是迫切需要尽管壮大力量,难有耐心缓缓积功。

“臣于此中,也有深计。臣本戎马出身,深知戍卒之苦,一命当敌,后顾则全无依靠,所以卒士厌战,并非不忠于国,只是担心家室无所保障。但能宣明赏格,列分州田以养孤寡,譬如圣人早前所创故衣社,府兵何以蜂拥附来?只因这一份存亡救济的温情难得啊!”

讲到这里,王孝杰忍不住长叹一声:“但使杀敌有功,家室不失犒飨,谁又愿意藏匿乡野、抗拒征命、凄惶苟活?寒卒或不识大体,但也不失利害的判断,只要赏格明确,事田十亩、竟年劳累,不如勇而阵列、获功一转,朝廷何患无力可用啊!”

听到王孝杰这番感慨,李潼一时间又感无言以对,道理是这样一个道理,但想要做到又何其艰难。封建王朝宿命般的兴废轮回,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就是土地兼并。府兵制因此而废,募兵制的高昂成本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不过王孝杰的这番感言也让李潼再次意识到,想要强军强国,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基础。想要让马儿跑,就得让马儿吃得饱,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前提,再精巧的制度建设或能糊弄一时,终究会遭遇反噬。

后世大唐盛世之所以轰然倒塌,之后便藩镇林立,与其说是节度使们张扬跋扈、尾大不掉,不如说是底层意志的群起反扑。辉煌煊赫的武功,已经与普罗大众的利益与生存需求产生了脱节。

一个政权能够长期稳定的存在,就在于这个政权能够代表区域内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诉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必然会走向崩溃。

李潼之所以这么急着召见王孝杰,除了担心那三万多失联的南衙卫卒或会作乱地方之外,同时也是想尽快增强实力。虽然与吐蕃方面,眼下的意见是暂以外交交涉为主,可若真的矛盾激化后,朝廷所掌控的兵力越强,自然能有更多的战略选择。

考虑到吐蕃特殊的地理形势,征调原本的老卒自然要比重新征募新卒能更快形成战斗力。所以将那三万流散卒众重新召集起来,既能避免地方上因此产生骚乱,又能让朝廷短期内兵力有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