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万缗的亏空与数亿缗的钱款总量相比起来，比例的确是不算大。

可是，抛开总量不谈，谁也不能说五百万缗是一笔小数。若以时价折算粮帛，这一笔巨款甚至都远远超过了内外凡所在品官员的一年禄米总量！

这一笔款项所涉及的贪墨现象，是一定要严查到底、绝不姑息的！

虽然说眼下朝廷财政收入激增，可若仍然任由那些贪污枉法的官员们藏匿在官员体系中，他们的贼胆将会成倍放大，甚至极有可能会从个体的贪污行为扩大到团伙作案，所贪污的钱款也必然会呈指数性暴增。

今年还只是五百万缗的贪污数额，明年就有可能上千万！若继续放任，不需十年，这一场世博会举办下来、算算账可能还是净亏！

相关的案事刑断，昨日圣人已经同宰相们商讨许久，并拟定出一个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司联合执法的《开元五年追赃格》，由门下省领衔督办，哪怕用上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也要将这凭空消失的五百万缗赃款尽数追讨回来，涉案必惩！

至于涉案人员的追惩，仍循《唐律疏议》中职制、杂律并监主受财枉法等律令的规定标准。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觉得《唐律疏议》中规令太过严格，譬如《职制》中受财枉法得绢十五匹便当绞，坐赃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议》是永徽年间的旧法，按照当下的时价，一匹绢不过三到五百钱之间，这就是涉案金额不足十缗便要或死或徒。

这样的惩罚力度，无疑是极为严格的。李潼倒不是觉得对贪官的惩罚太狠，而是觉得按照这样严格的标准，依照开元当世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太过严格的律令执行起来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义不在于惩罚，而在于震慑。这么低的标准，实际察发起来实际是非常困难的，律令中已经是当死的罪行，但在现实的情境中却会频繁发生。

刑司即便再怎么公正严明，也不可能盯紧所有官员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小额进项。当罪但却无刑，长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会越来越松弛。

真正到了察发大赃的时候，十缗当死又或百缗当死，实际的区别已经不大。虽然都是一个死，但在小恶作大的过程中，律令已经丧失了本该具有的威慑性。

立法需要严格，执法却要谨慎。想要保证律令的威慑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纵。

李潼作为一个现代人，是从立法与执法之间的执行矛盾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执法标准要切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惩罚标准远远低于现实的经济价值标准，法律就会处于长期的无从执行的状态，从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会造成冤假错漏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