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分明坐在一张桌上，张昭月却好像不记得了。

倒让黎棠想起另一件事。

他五岁开始学钢琴，师从少年宫的一名音乐老师，每个星期天下午，他都要去老师家里上课。黎远山工作忙，张昭月负责接送。

大约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回下课后，黎棠抱着琴谱站在老师家楼下，等了半个多小时，张昭月也没来接他。

虽然那段在叙城的的记忆因为发烧而变得模糊，可当时“妈妈不要我了”的恐惧，一直清晰地埋藏在他心底。黎棠以为妈妈又走了，又把他一个人丢在这里，吓得大哭起来，惊动了楼上的老师，还差点引来在附近巡逻的警察。

最后张昭月还是赶来了，说路上堵车耽搁了。她握着黎棠的手是冰凉的，即便如此，黎棠仍攥得很紧，不敢放开。

回去的路上，张昭月让司机在一条美食街前停下，问黎棠：“想不想吃炸肉串？”

黎棠眼角还挂着泪，却咽了口唾沫。

黎远山不让他吃这些小摊上的“垃圾食品”，还让妈妈和家里的阿姨也不要给他买。

因此当看见张昭月回来，黎棠心中充满雀跃和期待。

然而车门打开，张昭月递过来的肉串上洒满孜然和辣椒面，黎棠怕辣，又不想辜负妈妈的心意，勉强吃了下去。

再后来，黎棠才知道，那肉串是一种补偿。

和眼下的这碗汤一样。

虽然不那么喜欢，但已足够给他安慰，足够他忘记被忽视的难过。

喝完汤洗手，看到镜子里泛红的嘴角，黎棠忽然想起还没跟蒋楼说自己已经到家了。

回房间发微信，在等待回复的这段时间里，黎棠躺在床上，忍不住又摸了摸自己的唇。

除了恐惧的战栗，仿佛还留有余温。

就是不知道，那算不算一个吻。

手机振动的时候，蒋楼正坐在椅子上，面向门口的窗户，兔子灯幽微的光溶在他墨色的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