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祥递过那两个文件袋：“你从上海打电话回来确认黄非是被人投毒致死后，我们便重新梳理了有关线索，进一步明确了内查方向。这两个袋子里是我们目前的两个侦查方向：一是厅里干部中在抗战胜利后到广州解放之前曾经被捕过的人员名单和档案资料，他们大部分曾是华南地区或广州市地下党的成员，有个别是东江纵队或两广纵队的干部；他们中有的是被党组织营救出狱的，有的是从大屠杀中幸存的，有的是被解放军从狱中解放的；我相信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斗争勇敢、党性坚强的好同志，但不排除有曾经叛变后被国民党保密局重新打入我党内部的内奸。另一袋是有可能曾经接触过那份申请外调黄非等人的报告的人员档案，这里面包括政治部副主任、正副处长，秘书处正副处长、秘书，机要室主任、机要员等等。一定是西江一号见过这份报告，才慌了神动了杀机的。这两个圈子是老郭和我商量后确定的重点调查对象，我们相信西江一号极有可能就在其中。当然，还有两人曾经在省厅及下属单位工作过，后来调到别的单位了，他们也有过被捕的经历，我已经安排其他同志去查了，你不用管。”

小主，

方梅接过文件袋，一脸严峻地点点头。

郑家祥接着说：“你刚从上海和苏北回来，对黄非的情况很了解，你要静下心来认真看这两套材料，结合对黄非一案的感觉和认识，圈出你心目中的重点目标，然后内查小组会立即有针对性地展开调查，主要的调查任务由你来承担。明白了吗？”

“明白！”

方梅下了楼回到办公室，把文件袋放进保险柜锁好，又出门买了一条烟，看看天色已晚，就对付着囫囵吃了点东西，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开始看材料。

第一个文件袋里共有9人的档案材料，其中7人在45年到49年间曾被关押在原广州第一监狱，2人被关押在省内其他监狱。

方梅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埋头苦读。把所有档案都过了一遍后，她从中挑出了四份仔细阅读。

秘书处副处长徐登云

内保处副处级侦查员宋涛

政治部副处长林华堂

省公安学校党委委员兼教务主任陶广乾

这四个人她都认识，有的还很熟，平日里聊天时多少知道他们当年的情况，但从档案中系统了解还是第一次。

每个人的档案中，除了履历表、个人自述、入党自愿书、组织及个人证明材料、立功受奖情况、总结报告等材料外，还有一些在狱中的审讯情况影印件。

四个人入狱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徐登云资格最老，他抗战之初便入了党，一直在部队从事敌工工作。1947年受社会部委派，成为社会部系统在华南一个情报小组的组长，1948年因交通员叛变而被指认被捕。他斗争经验丰富，被捕时敌人没有搜出任何证据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他一口咬定那个叛徒与他有经济纠纷故而诬陷他，企图逃废债务；因此虽在第一监狱中饱受酷刑，却一直没暴露真实身份。敌人拿不到确实证据，又不敢轻易放他，一来二去便等到了解放军解放广州。至今他的身上、脸上还留有酷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