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厅政治部忙不过来，我只是借调帮助工作的。”

“嗯。”穆局长面色稍霁，但嘴里仍不客气：“广东可是对敌斗争最尖锐的南大门，你们干政保的这么闲吗？”

方梅无奈地笑了笑说：“穆局长，正是因为身处第一线，才更要纯洁内部。厅里以前曾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不少，有一些曾经被捕过，绝大多数都是坚贞不屈、对敌斗争坚决的好同志，复查工作也是严格遵循中央的指示精神的，我们的调查也绝不是针对徐登云同志一个人的。您当年是徐登云同志的直接上级，我想了解一下徐登云被捕的原因以及狱中表现情况。”

穆局长从写字台后站起身，亲自泡了杯茶端给方梅，顺势坐在沙发上，声调沉稳地说道：

“徐登云在中社部时就是我的老部下，1947年我调到华南，徐登云便随我到了华南社会部。他母亲是广东人，他从小便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因此我推荐他进入广州城，负责一项重要工作。到了1948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权已经大厦将倾，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许多重要部门即将南迁广州，我把徐登云的任务做了调整，专门负责一位在广州的国民党重要将领的联络工作，他的小组里还有电台报务员和交通员，但联络工作始终只有徐登云一人知情。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一些重要情报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到华南社会部并转报中央，为华南地区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穆局长停顿了一下，深邃的目光望向窗外：“后来，由于交通员的一次低级失误，导致被敌人抓获并叛变出卖了他。徐登云的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身上和住处没有任何与我党有关的文件或材料，他一口咬定是那个交通员欠他的钱不还，故而诬陷他。在狱中，敌人对他用了重刑，可他坚强不屈，始终没有吐露党的机密，他联系的那个国民党将领以及小组的报务员都安然无恙就是铁证！广州刚解放，我见到他时，他浑身都是伤痕，身体很差，是我联系帮他住进的医院。他的工作表现和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他用不满的眼光看着方梅： “你们怎么会怀疑这么一位好同志？！”

方梅忙解释：“不是怀疑，只是按照要求复查了解情况。”

穆局长又郑重地说：“虽然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我可以为徐登云同志作证，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写书面证明。”

小主，

“那就太感谢了。”

“当年的徐登云小组的报务员现在就在北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工作，你还可以找她，我一会儿把名字和电话给你。”

“谢谢穆局长。”

穆局长语气沉重又说：“其实还有个情况你们可能并不了解，徐登云调到华南时刚刚结婚不久，他妻子仍然在华北，后来进入北平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下半年我们在西北、华北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他妻子被捕后解往南京，后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了。直到解放后，徐登云才得知这一情况。”

方梅听罢一脸肃然，她以前在华北城工部工作过，知道穆局长指的是“王石坚案”。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山东文登人，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1932年加入中共，1941年被中央社会部派往西安从事情报工作。6年间建立起了以西安为中心，连接跨越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高层次情报网络。1947年9月，他这个系统下属的北平秘密电台被保密局破获，电台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王石坚系统44名地下情工人员被捕，牵连被捕人员123名，其中包括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余心清、作战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等人，其中谢士炎、丁行、石淳、朱建国、赵良璋等五人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王石坚本人亦被捕，并写下自白书。 1949年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研究所”少将副主任。后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关于王石坚是叛变还是借此打入，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一方面，他本人确实写下了自白书，招认了部分已经暴露的情报关系，并导致一些人被捕牺牲；可另一方面，其直接领导的重要情报人员、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并被誉为中共情报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人均未暴露，并且为保卫党中央以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隐蔽斗争波谲云诡，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随着当事人的逝去，许多历史真相也许将永远成为谜团，最终随风而逝。这也是方梅为之肃然的原因。

停顿了一会儿，穆局长问：“徐登云现在在你们厅是什么职务？”

“徐登云同志是秘书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