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门，A坐到了床前，抓着父亲的手。

许久，他转头看向正在记录病人状况的护士，轻声问道：“护士姐姐，能为我的父亲申请做安乐吗？”

“……可是你不想你父亲——”

“不……他不会愿意的。”A望着护士诧异的眼神，缓缓摇了摇头，“他……不会愿意活在幻觉里的……

他的症状之所以加重，是因为我长大了；因为我长大，所以他潜意识里觉得我已经可以离开他生活。

他一直都想回到战场，而只要我能离开他，他就能回去——他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才会在即使有治疗的情况下依旧加重症状。

父亲他……一定会继续严重下去，我无能为力……”

听见这些话，护士陷入了沉默。

这的确是一种可能的加重战后创伤的原因，而孩子的长大不可避免，也就导致症状的加重会不可避免。

这一类情况有时可以通过转移注意力和兴趣来改善，但这往往需要家人的协助，偏偏约翰格里家只有两个人了，没有其他亲人能够帮助A。

——几乎是一条循环的死胡同。

护士的嘴唇颤抖了一瞬，她还没想过真的会有病人的家属在自己面前问出安乐的问题。

她来自荷兰，安乐最早开始合法的国家。

（此处安乐合法时间提前，虽然荷兰已经是最早让安乐死合法的国家，但仍然是到2002年才正式实行的，在此之前，严格来说全世界的安乐死都是不合法的，均可视为犯罪。）

荷兰的法律规定只有医生才能实施安乐，而且要在病人知晓病症状况和前景、与病人沟通并共同认识到，病情除安乐死之外已无其他合理解决方式的前提下，

确认病人确实承受着不可忍受且无望改善的痛苦、且请求出于自愿，经过了慎重考虑，然后才能开始安乐的流程。

除此之外，还需征求至少一位了解病人病情的独立医生的书面意见，才能下达最终决定。（该段直接取自荷兰安乐法的网上翻译，有缩句。）

以A的父亲的状况来说，已经是在完全陷入幻觉的界限前，即将踏入深渊，属于精神上的不可挽回状况，只要其父亲还有机会清醒并亲口确认，就可以进行安乐的判断。

而且这里是埃及乡下，一个容纳不少退伍士兵的小镇，一个早就默认安乐无罪的灰色地区，医生当然不会阻止病人结束痛苦。

护士知道，如果A向医生说出请求，本就知晓A父亲状况的医生一定会认同A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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