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老陈脸上，蓝洼洼的，像停尸房的灯光。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页上，“生命只剩最后半年”几个字被反复描粗，墨水几乎要透纸背。可下面却工工整整抄着一句：“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

老陈嗤笑一声，把烟头摁灭在泡面桶里。嗤啦一声，像极了他的人生——总是用最狼狈的方式结束那点可怜的热气。

他开始在屋里踱步，从厨房到阳台七步，从阳台到厨房七步。这间五十平的出租屋成了他的牢笼，而看守是他的过去。墙上挂历还停留在去年四月，那个写着“诸事不宜”的日子。他忽然伸手撕下整本挂历，纸页哗啦啦散落一地。

凌晨三点，他对着空酒瓶喃喃自语：“刘特成...2025年3月7日...好痛苦...”

这个名字像把钥匙，打开了锈蚀的记忆之锁。

二十年前，刘特成还是他的女朋友。那时他们住在有阳台的小区，阳台上种着茉莉。茉莉开花的夜晚，刘特成会把洗好的白衬衫晾在花丛旁，说这样穿起来会有阳光的味道。

直到那个雨夜，他醉醺醺回家，看见阳台栏杆旁的身影。刘特成回头看他，眼神空洞：“老陈，我等不到你的阳光了。”

后来警察来了，他在笔录上签字的手抖得厉害。邻居作证说听见他们争吵，说他动手推了她。其实那天他离她还有三步远，只是酒精让他记不清了。就像记不清她是怎么从七楼坠落的，像片枯萎的茉莉。

“她跳楼自杀了。”老陈对着酒瓶说，“我没有那个勇气承认，是我害了她。”

从此他活成了现在的样子——用外卖包装盒堆积成城墙，用酒精浇灌悔恨。每天重复着相同的轨迹：七点醒来，看短视频，叫外卖，通宵。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只是忘了设置停止键。

但最近，他开始在深夜听见敲门声。开门却只有空荡荡的楼道。有时是凌晨两点，有时是四点，毫无规律可言。就像现在，笃笃笃的声音又响了。

老陈猛地拉开门。

穿校服的少年站在门口，手里攥着美工刀，手腕上布满红紫色伤痕。

“可以...借个打火机吗？”少年问。

老陈看着他，突然想起笔记本上那些凌乱的字句：“今天没死，我也想遇见爱情”、“如果我死掉也不会有任何人难过”。

他侧身：“进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