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至少是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顶级的学者和世界一流的研究员，充沛的经费，一样都少不了。

杨锐说上亿元的经费，也就勉强达到门槛罢了。

他敢说不用国库的钱，也是这样的原因。

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真的是拿不出钱来，别说是上亿元了，1000万都很够呛。

别的不说，现在连各种军事院所都拿不到经费，人体基因组计划这么基础的项目，怎么可能拿到大笔的中央拨款。

杨锐与蔡教授亦师亦友，更不愿意他为难，一笑而过，道：“记者们的话糙理不糙，咱们国家还很困难。做人体基因组计划对我来说很重要，对很多人来说都很重要，但不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没理由用国库的钱。我想从国企找一部分，从地方政府找一部分，再找跨国公司化化缘，要是还不够，我可以和达尔贝科他们谈一谈，再看看国际上有没有什么基金会能出点钱来。”

杨锐倒是还有别的计划，但就找钱来说，还真的就是这么几个部分了。

国企花钱是散漫的。尤其是必须上缴大部分利润的国家企业，很多都是秉承着不花钱就白上缴的念头，红火的时候都是拼命撒钱。能收集一部分国企的钱过来，绝对不会影响到国计民生，最多就是影响几个奢侈品供应商，让他们不能快点攒钱移民海外。

地方政府也是一样的德性。后世看某某部委年底突击花钱，为的就是不在明年减少预算。那是税改以后中央政府的钱多了。税改以前，突击花钱的都是地方政府，尤其是财赋最多的沿海省份，许多都是没学会怎么花钱的大老粗在执政，浪费的经费，到哪里都是浪费。

跨国公司和基金会更不用说了，他们在中国赚钱，给中国的科研添砖加瓦，再正当不过。

蔡教授却是皱皱眉，道：“我知道你找国企要过钱，地方政府的钱，你要过吗？”

杨锐迟疑了一下，摇摇头。

“一杯酒一万块钱的酒局参与过吗？”蔡教授由此淡定了下来，问的话题也是相当尖锐。

杨锐苦笑：“我很少参与酒局的。”

“是呀，因为你不用向他们要钱嘛。”蔡教授叹口气道：“以你现在的声望，直接向部委申请经费，是很好通过的，地方政府的钱，反而没那么好拿了。”

杨锐愣了半晌，不得不承认蔡教授的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