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来，他一直处于惊惶之中，心里反复盘算着应对办法。他知道一旦韩家鸿被捕，就会供出与他见面时说过的话，公安局费点周折不难找到他。可是能怎么办呢？越境跑到香港或台湾吧，自己连边境通行证都没有，别说越境，只怕是还没到边境地区就被抓了；化装出逃吧，又能逃到哪里去？自己原来的亲戚朋友家肯定不行，自己手上又没有多少钱，顶多够支撑两个月；大陆现在是“全民皆兵”，可疑人物都逃不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按诊所被搜查的时间计算，公安局很有可能这几天就一定会找上门。

这时，这个曾经的军统行动高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苍凉无力心境，他的上级根本没有考虑到执行任务的风险，根本就没有安排他的撤退途径，只是利用他完成任务后，便不闻不问，任其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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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他曾抱着一线希望打通了静安宾馆的电话，希冀那个带来毒剂的王先生还在，能想办法把他带走，可是宾馆前台告诉他，王先生在半个月以前就已经退房走了。

他也曾想过横下一条心，在水厂投毒，在被捕前再制造出更大的事件，跟共产党斗个鱼死网破，可台湾方面的冷酷做法让他彻底寒了心，也就打消了念头。

他慢慢踱着步，从门缝里看着熟睡的妻儿，想着自己对无辜的妻子和儿子所造成的影响，心如刀绞；可转念一想，他刚亲手毒杀了黄非，加上解放前在警备司令部二处欠下的血债，包括暗杀一位民主人士和在追捕中直接枪杀一名地下党员，一旦被公安抓获，必死无疑。最终，他下了决心，走一步看一步，决不能坐以待毙。

他掩好里屋的门，拉亮外屋的灯，伏在方桌给妻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告别信，嘱咐她，在他出事后尽早改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孩子也可以改姓，想了想，又把最后这句话涂黑了。写完后，找了个信封装好，轻轻压在座钟下。

他穿戴整齐，翻出个旅行包，捡了几件换洗衣服，找出两盒一直没舍得抽的过滤嘴香烟扔进包里，又从抽屉里翻出家里的存折及所有的现金和粮票揣进兜，犹豫了一下，又把存折放了回去。最后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关好门，悄无声息没入黑夜中。

在天快亮的时候，孙建红被敲门声惊醒，迷迷糊糊问道：“谁呀？”

“我，老钟开开门，厂里有急事。”水厂保卫科长的声音。

孙建红迷惑地看看身边空了一半的床，起身趿拉着拖鞋来开门：“来了。”

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察蜂拥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