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充说到这里的时候，神情仍有几分激动，他对卫崇施礼说道：“身困囹圄，多谢江夏公援我。不过沈侯亦是职责所当，纵有刑迫，不敢有怨。仇不敢久待，罪不敢求免。”

听到这个李充的回答，沈哲子眉梢不禁一扬，不免有些意外。说实话，他对李充的兴趣并不大，也没有听过此人有什么才名。反而对于其母，那位传说中教导出书圣的卫夫人兴趣不小，甚至不乏拜望之念。

在听过卫崇和沈牧各自讲述之后，沈哲子对这李充的印象其实有些不佳，感觉跟那些自仗家世便胡作非为的世家纨绔没有什么区别，冲动任性，暴虐狂傲，做事不顾后果。

可是在一见之后，他却发现这个李充气度恬淡静雅，言谈也是恭谨有加，不像是一个戾气横流之人。

卫崇听到李充的话，不免有些尴尬，乃至于对李充不乏怨忿。沈家分明已经表态不再追究，这李充干脆低头道歉一下，事情也就罢了。

若态度再好一些，彼此甚至都能借此结下一份时常来往的情谊，何苦又要多说其余再穷生事端！当真有这份觉悟的话，那就干脆低头认罚，事先吩咐家人不要到自己府上求助。被他这么一说，自己出头反而成了罔顾人情。

心中虽然有些不满，但是既然已经出头，卫崇还是强笑着对沈哲子说道：“弘度或是仍有激愤难平，或发戾声，维周你不要介意。”

沈哲子笑着摆摆手表示并不介意，继而望着李充说道：“李君这么说，倒是悖于世情。报仇雪恨，那是孝义人情；罪而伏刑，那是术治法度。时人各执一端，高贤亦不能厘清彼此。李君两端并论，我倒想请教一下，你认为此事应当如何论处？”

沈哲子这个问题，看似寻常，其实已经牵涉到一个由来已久的意识形态问题。魏晋这个年代，混乱之处不只体现在兵灾连连，更体现在思想上。

所谓的玄学大昌，其实只是一个比较表象的特征，学术上和思想上的碰撞，不止体现在那些清谈命题或是残酷政治斗争中，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矛盾和焦灼。

像是庾亮这种时下第一流的名士，学理上的造诣体现在玄儒兼修，出入其间，这么一说倒是显得从容自由，思想恣意驰骋。但其实落实在真正的行动上，仍然免不了着重刑名。而类似言行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后人推许魏晋，多言那种放达恣意的精神世界，但其实魏晋人士精神很贫穷，很困顿。他们自己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之不疑，奉行不悖的信念，于是这就造成了不少所谓的玄学名士，一个个言谈风雅无比，私底下都是贪鄙成风的扭曲形象。

沈哲子作为一个后世而来的灵魂，他在思想上的进步性体现在，他深知玄学只是一个麻醉精神的理论，并不具备任何实际操作性，从来都不是能够让普世受益的学说。像是王导那种求诸简约的执政方法，只能流于世无益的愦愦之政。

这种昏聩，或者可以说能够适应当时复杂的矛盾关系，不会给社会造成大的动荡和负担。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又何尝不是牺牲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进步为代价？

李充说的这话看似颇有觉悟，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做错了也认罚。可问题是，觉悟是觉悟，实行起来却困难。执着于孝义，是应该值得褒扬的，但是如果褒扬，那么就间接承认了他家违规建筑是合法的，而那些劳役也就等于被定性为盗贼。

那么接下来再怎么罚？只能罚他擅闯丁营，而最重要的人命反而不必再提。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世家话语权对国法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