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内的情况，采用细胞遗传学分析方法做性别鉴定，许多实验室的正确率只有80。

听起来似乎不错，80分放在考卷上的话，似乎还是个优良的成绩。

然而，80的正确率在实际应用中，基本可以说是灾难，几乎难以使用。

假设某个农场主需要100头小母牛犊，结果最终得到了80头小母牛犊，还有20头小公牛犊，由此带来的麻烦可不是优良所能解决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传说中的小牛犊肉了。

饭店当然很喜欢价廉物美的小牛犊肉，农场主们可不喜欢。

100头牛是如此，100万头牛又会怎么样？

想想中牧公司的需求，就能理解这项问题的严重性。

对中牧公司来说，他们唯一需要的就是母牛，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扩大种群，至于小公牛，在国内的市场前景可不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他们做繁殖是用美元的，而零星的卖肉只能得到人民币。

换言之，80的正确率，对中牧公司来说，就是额外的20以上的外汇开销。这当然是难以忍受的开支。

对大牧场主们来说，准备卖肉的100万头公牛里，突然出现20万头母牛，吃的不少，长的不胖，肉还不美，还不能当小牛犊肉卖。最后，还不如不用性别鉴定和控制的方案，自然生长，再将小母牛转手卖掉的方便。

所以说，准确性和正确率，是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的要点。

在前cr时代，畜牧业在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方面，并不是很成功，大部分的农场主和农业机构，都不会采用这份既要花钱又没什么效果的方案。

而在后cr时代，极高的准确性和正确率，带来的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了。

不过，杨锐的论文并不准备考虑这份革命性的变化。

他的论文，更多着眼于cr的应用。

身为cr的发明者，再次拓展cr技术的范围，原本就是一件期刊社喜欢的噱头——学术期刊也是需要噱头的，比如说，用爱因斯坦大脑细胞做的实验，就比无名氏的大脑细胞做的实验更引人关注。